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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農民納入職業健康保障體系探討

發表時間:2013-12-03 來源:職業衛生網 瀏覽次數: 評論: 頂: 踩:

學者普遍認為,將傳統的“自雇型”農業勞動者納入現有職業健康保障體系存在理論障礙,只有農業生產企業化運作,農業勞動者才能獲得相應保障應適當調整和修改《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將農業從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確保農業勞動者在受到職業傷害時也能獲得與產業工人差不多水平的救濟和補償。

蘇北田野被白色的薄霧籠罩,秋收之后種下的麥子已經拔出20厘米長的麥苗。晴天,最高溫度16度,微風——正是給麥子打除草劑的好時機。

下午3時,淮陰區棉花莊鎮袁莊村的閆敏正在麥田里打藥。她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今年6月的一個大晴天,她將除草、驅蟲的幾種農藥混合在一起,背上農藥噴霧器下地打藥。氣溫正高,她只穿了件襯衫,沒有采取防護措施。到了中午,她開始感覺惡心想吐,隨后越來越嚴重。意識到是農藥中毒癥狀,她趕快收工回家,休息了五六天后才好轉。

淮陰區棉花莊鎮袁莊村是典型的農業社區。夏天,成片的田地種植玉米、水稻、豆子;秋天普遍種植小麥,田間地壟還種著一些蔬菜。機械加手工耕種,這里代表了傳統農業的耕作方式,農業勞動暴露在較多的職業危險因素中。

農業傷害現狀不容樂觀

農業勞動暴露于露天的自然環境中,使用農藥化肥、農機具,這些客觀勞動環境因素使得勞動者受到傷害的可能性高于其他職業。東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傷害預防研究所所長張徐軍教授告訴記者,農業傷害指農民在農業生產環境中,從事與農業生產工作有關過程中所發生的傷害,是一種與職業相關的傷害。傷害嚴重程度須符合到醫療單位就診并被醫務人員診斷為某一急性損傷,或因傷害休工一日以上。

從2009年開始,張徐軍系統性關注農業勞動者所面臨的職業傷害,是我國開展農業傷害流行病學研究最早的一批學者之一。同年,他在蘇南、蘇北各隨機選取一個村子,采取入戶發放調查表的方式,開展了農業生產活動中急性農藥中毒情況調查。有效回收的910份調查表中,急性生產性農藥中毒87例,中毒發生率為9.6%。

“農藥中毒是農業勞動者最為常見的職業傷害。”張徐軍介紹,較為常見的傷害還有農用機械傷害、農用車輛傷害、動物咬傷、跌落等。

來自公共衛生領域多位專家對我國農業勞動者開展的職業性傷害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農業勞動者傷害現狀不容樂觀。

寧夏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系教授郭忠琴,對2010年和2011年兩年中,寧夏南部山區發生農業傷害的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該調查隨機抽取4611人,其中以農業勞動為主要職業的人數為2919人,297人發生過農業傷害,發生率為10.2%。

2011年1月,東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荊瑞巍博士針對宜興市農機使用者農業傷害情況進行了調查,583份調查表中,共有72份傷害報告,傷害發生率為12.35%。

“受我國二元體制影響,農業勞動長期被看成一種生活方式而非一項職業,農業勞動中的傷害更沒有作為職業性傷害得到重視,甚至僅作為‘意外’看待。”張徐軍說。

張徐軍介紹,從入戶調查數據來看,將各種單一類型的農業傷害綜合后,農業傷害發生率比較高。導致農業傷害被忽視的另一個原因是,現有的傷害監測數據主要來自基層醫療機構統計。由于缺乏傷害研究專業人員,統計數據質量偏低。并且,醫療機構統計僅包括中度、重度傷害數據,不去就醫的輕度、中度患者人數并沒有統計在內。

勞動者主觀因素影響較大

淮陰區棉花莊鎮袁莊村的高大媽正準備給麥苗打藥,她的農藥噴霧器放在田埂上,散發著刺鼻的味道。攏完麥苗地里的樹葉,她走到田埂邊坐下,十分費力地背起噴霧器。起身時,農藥從灌水口灑了出來,乳白色的藥液一下子從肩膀淌到指尖。

“這個沒關系的。”高大媽并不太在意,沒做任何處理繼續打藥。

走訪中,記者共遇到6位打藥的農民,這些人都沒有戴手套、口罩等防護用具,其中4人穿了罩衫。記者還發現,3人使用的噴霧器都存在漏液的情況。農藥從噴霧桿和噴霧器藥箱軟管連接的部位漏出來,而這部分正好握在手中。

此外,穿梭來往于鄉間的農業車輛包括摩托車、三輪車的駕駛員,無一戴頭盔防護。

記者走訪中的見聞與張徐軍的研究結果類似。張徐軍告訴記者,農業勞動暴露于較多危險的因素之中,但農業勞動者傷害高發,勞動者主觀因素占比較大的比重。以農藥中毒為例,調查顯示,農藥器械有滴漏不及時更換的占19.1%,不閱讀標簽占中毒總人數的13.4%,噴灑農藥的過程中進食、吸煙占10.8%。多種農藥混合使用、用手擦汗、噴灑農藥后不及時沖洗并更換衣物、體感不適仍繼續打藥等行為也是發生農藥中毒的重要原因。而農藥中毒給農業勞動者所帶來的遠期危害難以估計。

此外,農機傷害中,操作圖簡便、憑經驗,違反安全操作規范的現象也很常見。

“之所以不能將農業傷害作為意外看待,是因為意外不可預防。而影響農業傷害發生的因素中,以主觀因素為主。這也是開展預防和干預工作的前提條件。”張徐軍強調,對農業勞動者進行有效指導和教育十分必要。

農業傷害威脅農民勞動收入

見到村民劉廣全時,他正在去朋友家打牌的路上。劉老漢回憶起發生在2012年6月的一件事。當時他開著犁地用的手扶拖拉機翻地,絲瓜藤繞到道上,地不好犁,于是他用手拽瓜藤,結果不但沒有拽開,瓜藤還拉著他的手一起卷進了犁機。

出事之后,劉廣全到縣醫院就診。“醫生診斷右手小指骨折,需要用鋼釘固定。讓我住7天院,要5000元。”劉廣全回憶。

劉老漢住了兩天就出院了,為此花費了2200元,“新農合”報銷了1120元,自己出了1080元。

手指保住了,但是已經沒有了知覺,伸不直。傷快長好的時候,劉老漢到縣醫院復診,得知取出鋼釘要再交1000元。

劉廣全自己耕種的地總共有7畝。夏天,一畝半種絲瓜,兩畝地種稻子,剩下的三畝多地種玉米;冬天一畝半地種大白菜,五畝半地種麥子。一年下來能有5000元的純收入。

劉老漢沒舍得再花錢,回到家中,他自己把小指中的鋼釘拉了出來。

“農用機械、車輛以及鈍器、銳器傷害需要到醫療機構進行處理,所需要的治療手段更復雜,給農民帶來的負擔也最重。”張徐軍說。

山東、寧夏、河南的相關調查報告也證實,農用機械和農用車輛造成的損傷、跌倒以及鈍器、銳器傷導致的經濟負擔最重。

對農業勞動者而言,過重的農業傷害負擔意味著患者可能不及時處理或者不去就醫。而留下后遺癥甚至殘疾,將導致個人以及家庭生活質量下降,造成間接經濟損失。張徐軍說。

企業化經營或為破解之道

我國農業從業者人數龐大。2011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數據顯示,完全從事農業勞動的從業人員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為40%,兼務農業和非農職業的人員占13.4%。

農業生產對于國家而言的重要基礎地位不言而喻。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表示,農業從業者的職業健康不僅關系到勞動者個人,同時關系到農業產業。農業勞動成本高,收益低,農業勞動力流失,長期下去,將對國家產生不利影響。為了保護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保護勞動者積極性,保護農業勞動者安全和健康十分必要。

我國對于勞動者職業健康保障的規定集中于職業病防治法和《工傷保險條例》中。工傷保險基金除提供工傷醫療費用外,還提供康復性治療、輔助器具安裝、傷殘、工亡和供養親屬撫恤等費用,并實行先行賠付。工傷保險對勞動者職業健康保障有著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學者普遍認為將傳統的“自雇型”農業勞動者納入現有職業健康保障體系存在理論障礙,只有農業生產企業化運作,農業勞動者才能獲得相應保障。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系副教授張麗云告訴記者,現有勞動法體系調整的基本依據是以職業化群體為前提的,即只調整具有雇傭關系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而目前我國的農業職業化水平較低,農業勞動多以家庭或者個人為單位,以“自雇型”農業勞動為主,這種生產方式,由于缺乏“雇主”即用人單位,因此無法適用現行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因而也就不能通過職業病防治法和《工傷保險條例》獲得相應保障。

張麗云認為,在現有制度條件下,如果想要提高農民群體整體作業保障水平,應適當調整和修改《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在上述法律規定中以特別規定的形式,準許以農業合作社或者村集體組織為單位,為本村長期持續從事農業耕種的村民統一繳納工傷保險,從而可以將農業從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大幅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職業健康保護水平,確保農業勞動者在受到職業傷害時也能獲得與產業工人差不多水平的救濟和補償。

此外,張虎林建議,或可參照糧食補貼的模式,為農業勞動者提供勞動保護補貼。

“走城鎮化道路,推進自雇型農業的產業化轉變。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步實現。政府應意識到農業產業化的重要性,行政規劃和行政政策應向這方面傾斜。”東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孟鴻志教授強調,國家有義務對農業勞動者的健康權提供保護。但目前,行政管理在對城市和農村的管理在程度上存在較大差異,并未完全深入到農村地區。因此,應當加大政府政策投入,加強對農業勞動者職業致害因素的行政執法與監管;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加大農村產業規劃以及對農業勞動者的行政指導,從源頭上減少與規避農業勞動者職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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